2024年6月中旬，世界基準聯盟（World Benchmarking Alliance）在泰國曼谷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年會。此次會議聚焦企業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方面的角色和作用。在會議前夕，世界基準聯盟全球理事、香港地球之友副主席、香港致雨慈善基金會理事張振宇教授，分享了他對亞太地區企業責任現狀以及推動其發展的看法。

問題：在亞洲商業環境中, 企業責任及SDG文化對您來說意味著什麼?

張振宇教授：

企業SDG文化在可持續發展領域意味著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起的雙向溝通與合作機制。它超越了企業社會責任的範疇，需要企業、投資者、政府和民間社會共同確立合作共識，共同致力於構建一個更加公平和可持續的世界。其中。這其中包含一個不斷評估公司績效的過程，以確定需要持續優化的發展領域。企業SDG文化的精髓在於，它既承認並鼓勵企業的良好實踐，同時向滯後企業施加壓力，促使它們採取更有力、更及時的行動。

在亞洲，由於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標準存在巨大差異，這一進程尚處於起步階段，推進起來極具挑戰性。如果企業對影響人類和地球的界限標準沒有共識，那麼很難讓企業承擔責任。

 

問題：亞洲的利益相關者在推動本地企業SDG文化制時，是否面臨著特殊挑戰？如何有效應對這些挑戰？

張振宇教授：

亞洲區的利益相關者在推動本地企業SDG文化時確實面臨著特殊挑戰。亞洲各國的優先事項和時間表各不相同，這使得協調投資者的目標與全球企業可持續發展議程保持一致變得更加複雜；這也導致了在某些可持續性問題上的緊迫感不一致。亞洲企業有時將可持續發展責任視為合規任務，而非戰略承諾。因此，企業往往採取更為謹慎的態度，被動地等待同行先行動。

缺乏統一標準和對可持續性問題認識的不足阻礙了亞洲企業在推動企業SDG文化制方面的進展。為了有效應對這些挑戰，企業首先需要深入理解可持續發展議題對其業務、利益相關者和長期發展的影響。這有助於企業轉變思維方式，將企業SDG文化制視為關鍵的風險管理工具。

下一步是培養能力，降低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風險並抓住機遇。制定針對具體行業的指導方針並展示最佳行業實踐案例，可以幫助企業深化對企業SDG文化的理解程度，強化實施企業問責的能力。通過採用這些策略，亞洲企業可以開拓創新，為區域內的可持續發展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從企業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可持續發展資訊披露範圍有限，且品質參差不齊。這使得對公司進行有效評估並迫使其承擔責任具有挑戰性。與其他地區一樣，企業投資者可能對某些公司，特別是那些受政府或大股東控制的公司的影響力有限。在這方面，我們注意到投資方、企業和資料供應商之間的合作逐漸增加，以促使企業進行更加透明、可比性更高、更全面的資訊披露，以符合全球企業可持續發展議程的要求。

 

問題：考慮到亞洲獨特的文化、監管和經濟環境，應如何在亞洲推廣企業問責制呢？

張振宇教授：

針對亞洲多樣化環境，量身定制獨特的策略至關重要。一種方法是採取平衡的 “胡蘿蔔加大棒”策略：對於那些採取領先行動或者長期取得良好進展的企業，通過追加投資來示範獎勵；同時，對那些長期未達到預期的公司進行點名批評。除了撤資外，股東行動（如連署決議）在亞洲正變得越來越普遍，成為企業問責未見成效下的一種新升級方式。

話雖如此，利益相關者需要認識到，在不同司法管轄區運營的企業面臨著獨特挑戰。因此，在採取“大棒”措施之前，利益相關者（尤其是投資者）應與企業緊密合作，耐心瞭解他們的合作限制，通過提供切實可行的機會和激勵措施來推動轉型，而不僅僅是訴諸於懲罰。

此外，在特定市場和部門間分享案例可以為企業提供寶貴的見解，幫助它們理解自身影響、財務評估的重要性，並識別有效的緩解策略。通過這些定制的策略，利益相關者可以培養一種集體的問責文化，並在整個亞洲推動可持續的商業實踐。

 

問題：日本、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決定引入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制定的強制性氣候報告規則，這將如何影響企業問責制？這些規定對亞洲企業的企業行為和利益相關者預期的潛在影響是什麼？

張振宇教授：

這一決定將對亞洲的企業問責制產生重大影響。然而，實施過程需要時間，並且在短期內也將為企業帶來新的挑戰。

過去，亞洲多個地區引入了某些與氣候或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報告要求，但這些要求在全面性和執行程度上存在差異。採用由ISSB制定的強制性氣候報告標準有望將亞洲地區零散的披露要求整合為一體，並通過一套簡化的披露要求促進公司之間更好的協作。隨著時間的推移，ISSB標準的不斷發展將進一步提高亞洲地區的透明度，使利益相關者能夠更好地對企業進行問責。

採用ISSB標準有望提高與氣候相關的資料品質和覆蓋範圍，為更有力的企業可持續性評估奠定堅實基礎。正如世界基準聯盟發佈的《企業問責白皮書》所示，標準化報告有助於制定基準和比較，引導投資者和其他主要利益相關者（如非政府組織、消費者甚至同行企業）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這些規定有可能塑造亞洲企業的行為，推動其朝著更高透明度和更富有責任感的方向發展，以滿足利益相關者對可持續性和問責制的更高期望。

 

問題：亞洲的利益相關者如何利用世界基準聯盟等組織提供的視角和研究結果，有效追究企業對人類和地球產生的影響的責任？

張振宇教授：

這些基準、視角和研究結果對於亞洲的政府和投資者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基準可以幫助他們有效評估企業的責任，並建立共同的評估基礎。

WBA基準能夠識別、承認和表彰領先的實踐，促進相關行業和市場的具體見解和最佳實踐的分享。當亞洲越來越多的機構都使用和參考這些基準時，企業不僅會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還將採取更多行動。最佳實踐案例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理解它們如何為積極影響作出貢獻，這些貢獻如何影響公司的財務績效，並降低各種風險。

此外，世界基準聯盟等組織的合作倡議，如“集體影響力聯盟”(Collective Impact Coalition)，在推進可持續發展的討論和議程方面起著關鍵作用。通過利用這些基準資源並積極參與合作，亞洲的利益相關者可以有效地推動企業問責，為營造積極的環境和社會響做出貢獻。

 

 

 

 

英文原文請見世界基準聯盟官網：

https://www.worldbenchmarkingalliance.org/news/driving-corporate-accountability-in-asia-q-and-a-with-anthony-che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