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中國丨中國綠貸、綠債已達35兆元,轉型金融政策標準或將落地

《綠色中國》對話時代人物,傳播創新精神,致敬科學力量。

 

近年來,我國綠色金融體系建設取得明顯成效,現已形成以綠色貸款、綠色債券為主的多層次多元化綠色金融市場。而受能源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階段限制,在大力發展綠色產業的同時,穩健有序推動傳統高排放或難以減排產業和經濟活動低碳轉型,對於健全「雙碳」制度和政策體系尤為重要。

 

因此,作為綠色金融的延伸與擴展,轉型金融成為未來綠色金融發展的一大重點。 2019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首次提出「轉型金融」這個概念,即在經濟主體向永續發展目標轉型的過程中,為他們提供融資以幫助其轉型的金融活動。自去年11月央行研究局發表文章《推動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有效銜接》以來,我國轉型金融研究加快推進,多地轉型金融改革創新建設取得積極成效,形成了一系列有益經驗,為發展轉型金融、持續為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全局發展貢獻基層力量。

 

目前,上海正加速打造國際綠色金融樞紐。去年12月,上海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等4部門共同製定並發布了《上海市轉型金融目錄(試行)》及《上海市轉型金融目錄(試行)使用說明》,供轉型主體規劃降碳路徑,設定降碳目標,制定轉型計劃,申請轉型金融支持等,這也為超大城市轉型金融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那麼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分別有何內涵呢?今年七部門印發的《指導意見》與2016年相比有什麼新的亮點與訊號?我國綠色金融有什麼優勢與不足?如何利用金融槓桿協助「兩高一剩」企業實現綠色轉型?過程中又該如何防範「漂綠」、「洗綠」等風險?未來,綠色金融的發展重點是什麼?帶著這些問題,主持人李策對話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馬駿。

 

馬駿認為,隨著中國綠色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在轉型領域,尤其是高碳轉型為低碳的經濟活動,還得不到足夠的財務支持,因此新的《指導意見》應運而生。雖然我國綠色金融具有規模大、政策誘因等優勢,但亟需建立一套有效的轉型金融框架,這需要政府優惠政策與市場化工具並行以降低「兩高一剩」產業轉型的融資成本,同時注意防範企業「洗綠」風險。未來,轉型金融仍是綠色金融的攻關重點,地方政府也將在推動綠色金融和實現公正轉型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下為精選對話實錄:

轉型領域尚無足夠財務支持 全新《指導意見》應運而生

李策:目前大家都很關注綠色低碳轉型,但是有一些熱詞我們不知道它的內涵和外延是什麼,比如綠色金融、可持續金融、氣候金融等,您為我們來解讀一下。

馬駿:我先說綠色金融,這個詞我非常熟悉。 2016年我主導了中國第一個綠色金融指導意見(《關於建構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在《指導意見》中,我明確定義了什麼是綠色金融。用最簡單的話來講,它指的是為綠色項目提供的金融服務。

綠色金融具體有什麼意義呢?我舉幾個例子。第一類是環境效益,綠色項目是指那些能夠減少污染的項目,如傳統煤電設備裝上脫硫脫硝設施,可以減少PM2.5,進而減少空氣污染;也可以是處理污水的項目,給這些專案提供金融支持,例如貸款、債券融資,那就叫綠色金融服務。第二類是減碳,這是最近幾年比較流行的,因為「雙碳」目標提出以後,大量的清潔能源,像電動車、電池等都屬於有明顯的減碳效應的項目。給這些項目金融支持,也是綠色金融服務的案例。第三類,是資源循環利用,很多資源可以多次使用,例如建築垃圾不一定填埋,也可以用來做新的建築材料;塑膠也不一定變成垃圾,可以把它做成家具、衣服這樣的新的製品;廚餘垃圾也能做成飼料、肥料等這類可以循環利用的項目,這也是有環境效益的綠色項目。

金融支持,也叫綠色金融,國外常用「永續金融」這個概念,尤其是歐洲,沒有用綠色,而是用了永續金融概念,它的外延比綠色稍微大一些,將聯合國的17個永續發展的目標都納入了。它不僅是有環境效益的目標,它還有支持其他社會目標的概念,例如教育、衛生、扶貧等,都納入到永續金融的範疇中去了。但實際操作中,真正的純社會目標的金融項目很難獲得社會資本的融資,所以實際上體量並不大。其實,歐洲的永續金融中,最終獲得融資的項目構成,與我國的綠色金融組成是非常相近的。

還有個概念叫氣候融資(climate finance),它其實比綠色的概念稍微再窄一點,就是能夠應對氣候變化,尤其能夠減碳的這類項目,叫做氣候融資,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氣候融資是綠色金融的一個子集。

李策:上次專訪您是在2016年,當時多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係指導意見》也是您牽頭起草的,那麼最近央行等七部門又發了新的《指導意見》,這兩份文件有什麼不一樣的重點嗎?有沒有什麼新的亮點和訊號?

馬駿:2016年的這份《指導意見》,應該說是全球第一份由上而下的綠色金融的政策架構。我們的綠色金融工具並不比其他國家來得早,像歐洲提前了我們十多年就發行了綠色債券等,但是他們的做法是自下而上,也就是說業界想幹這個事,並非政府,那麼他們的一些長期投資人,像是像退休金、保險公司等覺得我們要為投資人長期的報酬負責。所以要投一些長期可持續的,不會受到氣候變遷等短期負面影響的資產,所以它要創造像綠色債券這樣的金融工具。

中國應該是第一個啟動自上而下的政策框架,叫做《指導意見》。在這個框架之下,我們已經形成了應該說是全球最大的綠色金融市場,其中包括了全球最大規模的30萬億餘額的綠色信貸市場,也包括了全球最大的2.5萬億餘額的綠色債券市場。

為什麼最近央行等部會要發布一個新的《指導意見》呢?我想是順應了很多新的變化,包括雙碳目標是幾年以前提出來,2016年還不是主導,再加上我們在很多領域,純綠色項目已經搞了很大的規模,像我們的光伏、風能、電動車、電池等在全球都有很大競爭力。但在轉型領域,尤其是高碳轉型為低碳的經濟活動,還得不到足夠的財務支持。

為了順應這些新的情勢變化,我們要搞一套新的綠色金融的指導。新指導意見可以看到有幾個亮點。第一,強調轉型金融,也就是說我們不只是用金融資源支持純綠或接近純綠的經濟活動,同時還要配置更多的資源支持鋼鐵、水泥、化學等高碳產業轉型。第二,在資訊揭露方面也得到了提升。原來的資訊揭露是強調環境效益的計量和揭露,也就是說減了多少空氣污染、水污染指標,而現在我們更多的要建立以氣候資訊為核心的揭露體系,也就是說要是否減碳、碳排放量等資訊揭露出來,也要揭露向低碳零碳轉型的計劃,這些資訊是過去不太強調的,未來要在揭露體系中成為主流內容。

中國綠色金融市場亮點突出 但碳市場流動性是弱項

李策:經過8年時間,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了全球最大的綠色金融市場之一。我國的綠色信貸餘額達到了30萬億,綠色債券存量到了2.5萬億,規模是很大的,那麼跟國際相比還有什麼樣的差距呢?如果說有亟需解決的困難點,那麼困難點在哪裡呢?

馬駿:與國際的主流市場,尤其是OECD國家中做得比較好的,例如歐洲這樣的市場相比,我們有幾個亮點。第一是規模很大。第二,我們有政策激勵,尤其是央行層級的政策激勵,例如央行推出了碳減排支持工具,就可以為那些符合條件的綠色項目提供低成本的融資,這是許多其他國家的央行做不到的。第三,我們在許多地方建立了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創造了許多符合地方實際情況的新做法。

當然,我覺得在這幾個方面也確實有差距。第一,目前我們還沒有建立一套轉型金融的框架,雖然有些雛形,但是還沒有建立起一套真正有效的,能動員大規模的社會資本去支持高碳企業向低碳轉型的體系。第二,在資訊揭露方面,我們碳相關的揭露還不足,以後要把碳排放的資訊、氣候壓力測試的信息,以及把向低碳轉型的規劃資訊都要納入到強制性的揭露要求中去。

我覺得碳市場在流動性上是弱項,因為我們的碳市場雖然涵蓋的碳排放量很大,但我們的交易量還不到歐洲的1%,這是因為缺乏金融的參與,缺乏衍生性商品等問題所造成的。

此外,還有剛才講的兩個金融工具──債券和貸款。我們的債券和貸款規模很大,但是我們在ESG的產品方面的規模很小。 ESG產品指的是資產管理的產品中能夠被冠上是ESG和綠色的產品,它的總量在中國祇佔到全部資管產品不到1%,而在歐美的一些國家已經到了30%多,在這背後也有很多具體問題,不過這是個表象,我們既然看到差距,我覺得這些方面也都是今後應該繼續發力的地方。

李策:根據綠經委的預測,中國未來30年要投資487兆到綠色低碳轉型的工作中,在如此大的投資中,有90%要來自社會資本的支持,那麼就您的觀察來看,社會資本在支持轉型金融方面有沒有遇到一些瓶頸,比如“兩高一剩”的行業,高碳向低碳轉型的行業,是否得到了銀行貸款的支持?如果要順利推進,是不是要有新的一套政策體系標準呢?

馬駿:你這裡面講到兩個問題,首先社會資本是不是要占到全國綠色低碳投資的90%,我的回答是,在2014、2015年間,我們在啟動綠色金融政策研究的時候,我們就做過一個測算。因為那時主要還是在考慮治理污染需要多少錢,我們算出來每年大概4兆元,也發現政府只能拿出不到10%,剩下的90%需要透過金融體系來動員社會資本,來治理霧霾、水污染、土壤污染等。

那麼現在,我們所說的「雙碳」為主的綠色金融體系,經過一系列估算後發現也需要90%的社會資本參與,也就是未來每年大概有16萬億的綠色低碳融資需求,其中90%必須要來自於社會資本。那麼這裡面又分成兩塊,16兆有一部分要進入到純綠色產業,也就是說在過去的綠色金融目錄中就可以容納這些經濟活動,如光伏、風電、生質能發電、儲能、電池、電動車等都屬於純綠色和接近純綠的行業。還有一大批是目前綠色目錄裡沒有包含的,我把它叫做轉型的經濟活動。未來我們也要出轉型目錄,這些活動就會放到轉型金融目錄裡,這裡面就包括了像鋼鐵、水泥、煤電、化工、有色、航空、造紙、船運等行業,很多的簡單的活動都必須進入轉型目錄中。

你講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在轉型這個活動領域中,其實現在的政策並不鼓勵它們獲得融資,它們大部分都被歸類為「兩高一剩」產業,例如一個鋼鐵公司到銀行裡借錢,想搞一些減碳、節能減排的項目,是否會有被銀行認定為是「洗綠」的風險,這是一個相關的,但是獨立的問題。

由於目前對「兩高一剩」產業有必須壓降貸款的政策,所以很難拿到新的貸款去支持轉型的活動,所以這是在轉型金融框架中必須要解決的與現有政策相矛盾的問題。

「洗綠」是另外一個風險。如果自己認定是做轉型項目,它能減碳,但實際上它並不減碳,那麼用轉型金融的名義支持那些聲稱是減碳,但實際上沒有減碳的項目或經濟活動,就會被認定為是「洗綠」、「假綠」或假轉型的經濟活動。

降低融資成本能有效促進轉型專案的推廣

李策:如果我是這樣的企業,我想用到很優惠的政策拿到利率比較低的貸款,就目前而言,我應該做些什麼,有沒有什麼好的路徑呢?

馬駿:如果是像新能源、電動車、電池或污水處理、固廢處理等較綠色或純綠色的項目,那麼有一些比較現成的路徑獲得低成本的資金。

第一,如果企業滿足央行的碳減排支援工具的要求,也就是說正好是這張清單裡的項目之一,那就可以到銀行申請央行碳減量支援工具,如果銀行判斷企業符合該要求,那麼就能申請到低成本的資金,會比從其他管道獲得的利率優惠很多。

第二,在某些地方,例如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有自己的優惠政策,像浙江湖州是比較早地拿出了自己的貼息的政策。湖州把當地計畫分成三類:深綠、綠色和淺綠。如果企業符合深綠色的要求,就獲得12%的貼息;滿足綠色的要求則獲得9%貼息;滿足淺綠的要求獲得6%貼息。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專案是深綠色的,那麼12%的利息由政府支付,這也是優惠,幫助企業降低融資成本。

還有一些是比較市場化的幫助降低成本的舉措,比如一個轉型項目,雖然是高碳的企業,但是它有一些技術路徑,可以降低碳排放強度,那麼企業可以和銀行商量申請一個叫做可持續掛鉤的貸款。這個貸款的利率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據轉型的業績,比如說碳強度能在幾年內減多少,再用一個公式把碳強度的下降降幅與利率掛鉤,降得越快,利率越低。因此減排的努力就可以變成降低成本的一個考慮因素。

還有一些,我也把它們叫做市場化工具。如果降碳的同時能夠產生碳信用,也就是把減排量做成符合要求的一個方法學,然後到資源平台上把碳信用產品賣掉,那麼就可以獲得額外的收入。

現在已經被批准的方法學有好幾種。例如林業的減碳,可以是種樹,也可能是離岸風電,都有可能獲得符合碳信用的要求,做海藻這樣的養殖也可能是可以產生碳費的,那麼這些減碳的工作就會帶來額外的收益,也是相當於給專案補貼。所以有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和一些市場化的機制,可以在事實上降低融資成本或是提高專案的報酬率。

李策:今年5月,財政部新發布了《徵求意見稿》,提到了一個新詞“可持續披露”,這對企業提出了什麼新的要求?

馬駿:財政部新發布的《徵求意見稿》,我想不久的將來可能會變成一個正式的文件。這個文件的基礎是國際一個叫ISSB的標準制定機構提出的一套適用於全球的永續資訊揭露準則,其中包括了S1、S2兩套準則。 S1是一套基本原則,框架性的原則;S2包括了與氣候相關的資訊揭露原則。

我想絕大部分國家,包括中國在內,未來都要基於ISSB的要求建立自己的永續資訊的揭露要求。財政部出的《徵求意見稿》是S1的中國版,未來也會出S2的中國版。

這些東西未來在中國落地後,會要求企業按照國際模板來披露可持續信息,包括企業要對如何進行可持續努力,有治理方面的安排,有戰略,有目標,有具體的指標,那麼指標裡面呢,要有很詳盡的與氣候相關的指標,例如有碳排放的資訊範圍,計量揭露面對氣候變遷的過程中會有什麼樣的機會和挑戰,最後還要公開向低碳零碳轉型的計劃,當然這不是一步到位,短期內也不是強制性的,會給企業一段時間,逐步適應這些新的披露要求。

這些要求產生一個非常重要的效果,就是推動企業努力減碳,並儘早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如果沒有這麼一個外部的監管的壓力,企業可能遲遲不會有動作。

李策:在綠色金融領域,除了您剛才提到的「洗綠」、「漂綠」的風險,我們還會聽到氣候風險一詞,那氣候風險又指什麼?如何來計量和管理呢?

馬駿:氣候風險,其實就是剛才提到ISSB裡面要求揭露的一個項目,我們把它叫做壓力測試,或是進行分析。具體來講,氣候風險分成兩類,一類是指一個企業所面臨的氣候相關的物理風險。什麼叫做物理風險呢,我舉一些例子,例如由於氣候變遷導致了海平面上升了,那麼如果企業在沿海地區有很多設施,包括物業,如果海平面上升,水把你的物業淹了,對你來講是財務的損失。另外,沿海地區可能經常面臨氣候變遷導致的自然災害,例如颱風、颶風、水災等,而有些地方可能會出現旱災,這些物理性的自然災害所給企業帶來的一些經濟損失,叫做物理風險。你必須要了解,必須要有預測、計量、揭露。

轉型風險是指身為高碳的企業,如鋼鐵、水泥、化學等,如果不轉型,假設永遠是高碳的,那以後可能就做不下去了,產品可能就賣不出去了,成本會非常高,最後會虧損,可能銀行的貸款都還不出來了,這些都是未來對高碳企業可能產生的財務上的風險,那麼對它們的投資人而言,可能就是金融風險。比如說給企業貸款的銀行,可能會出現壞賬,給它股權投資的基金,可能會發現這些資產的估值會下降。

從湖州模式看轉型金融的公正性與風險管理

李策:像湖州、重慶都是實施綠色低碳轉型的試點城市,也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那麼在編制轉型計畫中,我們也要考慮人民性和公正性。那麼對於公正轉型金融,在您的觀察裡,像湖州這樣的城市做得怎麼樣,有沒有顧及到在轉型中的就業問題呢?

馬駿:我先講一下轉型金融這個框架性的概念。幾年以前,形成了一個國際共識,當時我還在G20永續金融工作小組擔任共同主席,我深度參與了G20層面的轉型金融框架的編制。 2022年10月這個框架得到了G20領導人的批准。

這個框架講的什麼內容呢?首先就是全球形成了共識,動員更多的社會資本去支持高碳產業轉型為低碳。第二,轉型的框架裡必須要有幾個要素,一要明確定義什麼叫轉型活動,如果不明確定義的話容易出現「洗綠」、「漂綠」或「假轉型」的風險;二是必須對轉型企業有明確的要求,必須要有轉型計劃,不能僅僅是一個項目能減碳,而是作為企業整體逐步地向低碳、零碳進行轉型;三是要有一系列的金融工具,鼓勵企業向低碳轉型,尤其是透過剛才講的可持續掛鉤的貸款和可持續掛鉤的債券這種形式;四是需要有更多的政策支持,讓這些轉型的企業和項目能夠變得更有盈利性,從而能夠讓更多社會資本參與進來;五是在轉型過程中怎麼保證其有公正性,即公正轉型(just transition),在各個國家對這個議題的理解不盡相同,我們在G20討論的過程中就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公正性的理解,例如有的國家認為要關注在轉型過程中是否會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問題,我想這一點應該是全球幾乎所有的國家對公正性的共識。也有些國家認為,轉型過程中可能會突然讓某一個產業的供給大幅萎縮,造成物價上漲,那麼這也是對通貨膨脹的衝擊,也可能產生對民生的影響。也有人認為某一個地方可能只有一個高碳的產業,高碳產業消失的過程中會對整個社區的可持續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可能會出現社區敗落的情況,也是會影響民生公正性的問題。當然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對公正性的關注點不太一樣,最後我們達成一個基本共識,就是我們一定要至少解決就業的公正性問題,讓轉型金融所支持的經濟活動不要產生大規模的失業。

在實際操作中,你剛才提到,我們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中,已經有一些比較好的做法,尤其是湖州,他們出台了兩個版本的轉型金融目錄,也出台了一些實現這些目錄的配套措施,例如怎麼幫助企業編制轉型計劃,怎麼來計量這些企業的碳排放,以及出台了一個叫公正轉型的具體要求,要求轉型企業必須要評估在轉型過程中會不會出現很大規模的裁員,如果要裁掉10%以上的員工,必須要有再就業的計劃,幫助這些員工獲得一些技能,讓他們在市場上比較容易找到新工作。如果有這樣的再就業的計劃,政府就會鼓勵你,用財政資源把貼息給到銀行,讓銀行提供便宜的資金,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正向的閉環。

李策:以前,綠色金融主要支持一些純綠色的活動,如再生能源產業、新能源汽車、電池等方面,那麼對照國際的標準,跟西方已開發國家相比,我們對於支持綠色金融的標準有沒有一致呢?在判定標準方面有沒有一些改革?

馬駿:在純綠領域,中國有自己的目錄。我們其實過去幾年推出了三套目錄:綠色信貸目錄、綠色債券的目錄和綠色產業目錄,這些我都叫做純綠目錄。那麼歐盟也推出了自己的永續金融分類目錄,把這兩個東西比較一下,發現絕大部分是一樣的。

其實4年以前,我們就開始做對照的工作,也形成了中歐之間的一個共識:我們要搞一套雙方都共同認可的可持續金融的目錄,這套目錄叫做中歐牽頭的IPSF《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IPSF Common Ground Taxonomy),目錄做出來以後發現,與中國的目錄相比較是差不多的,我們在綠色目錄裡進行的活動有90%都在《共同目錄》中,這也是為什麼最近幾年我們有不少中國的金融機構在境外發了綠色債券,用《共同目錄》進行貼標,並且歐洲和其他國家都已經投資了這些中國的綠色債券。用《共同目錄》貼標的債券其實並沒有在這個目錄之間,境內境外之間的轉換過程當中發生太大的困難。

以新興產業逐步取代「兩高一剩」的退出

李策:如果一個城市處於煤炭密集型的區域,受制於高污染行業的製約,讓它短期內作為煤電行業“兩高一剩”向低碳綠色金融轉型不太可能,那麼就噹下來講,它該怎麼利用好我們的金融支援工具呢?

馬駿:如果一個地區是嚴重依賴煤炭和煤炭相關產業,這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問題。

理論上來講,經過二三十年,我國的能源轉型,你會發現煤占到整個能源體系的比重會降得非常低,最後可能30年左右基本上就消失了,用清潔能源來替代了,絕大部分現有的化石能源,也就是說以煤炭為基礎的產業絕大部分會消失,包括煤炭的採礦本身、煤炭發電等。如果這個經濟體長期依賴煤炭為基礎的經濟活動,而且又不轉型,它就會面臨很大的挑戰:就業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要充分利用未來的二三十年的轉型過程,盡可能地創造出一系列的經濟活動:與煤炭無關,是低碳的,但又能夠充分利用到當地的資源禀賦。例如山西,我現在就在琢磨這個事,它以後幹什麼,因為山西的60%的GDP都是跟煤炭相關的。所以未來,我覺得它要探索新的原料,它與煤有關係,可能會取代鋼鐵、水泥這些原來意義上的原料,以植物為基礎的這些原料的產業,那麼它可能要去搞更多的旅遊業,也可能要搞更多的高科技,因為不太依賴傳統的能源。也就是說腦洞要打開,要去想各種各樣的新的產業,來取代這些煤炭在退出市場過程中產生的真空。

李策:不只是從產業發展的角度,資本市場對於經濟活動的預期來看,目前國內新能源產業內捲是非常嚴重的,比如說多晶矽、單晶矽、鈣鈦礦電池,似乎都已經到了一定的瓶頸,那麼就有很多的新能源企業、風電企業選擇走出去,獲得更多的市場競爭力,那麼我們國內是不是已經到了一個瓶頸,或者說發展到了供過於求的狀態?您認為目前像新能源電池、風電還有光伏企業如果要有新一輪的比較好的市場前景,應該從什麼方向來另闢蹊徑呢?

馬駿:我覺得從長期的角度來看,新能源及相關產業和產能一定不是供大於求的狀態,因為國際上你也可以看到,像IEEE這種國際組織,他們都預測未來對新能源的需求是遠大於現在供給的好幾倍。電動車也是如此,我們全球的滲透率還非常低,以後要變成80%-90%。

但是在短期的情況來看,確實有供大於求,很多內卷導致利潤低的問題。

我覺得有幾條解決路徑。一條路徑是咱們要創造更多的機會,讓本地能夠去消納這些清潔能源、綠色能源。舉個例子,例如我們在西部有很多綠色的清潔能源,它能不能做成算力,也就是說資料中心,放在那邊,那麼用東數西算的安排,讓沿海地區去完成計算數據的需求,把這些計算的功能放到西部地區,包括青海、新疆、內蒙古等地,那麼它就可以消納當地的這些綠電了。那麼東數西算也要解決很多瓶頸,例如資料傳輸的問題,以及有算力需求的客戶是誰,可能是電信公司,可能是大銀行,也可能是大的科技公司,怎麼跟那些算力的提供方進行對接。所有的瓶頸打破以後,當地對綠電的需求就會大幅上升,這是一個具體例子。

另外,很多的產能也可以輸出到新興市場國家。例如我最近去了巴西、印尼、匈牙利等地,都非常歡迎中國的新能源企業,包括電動車企業、電池企業到那裡去設廠,不一定要在本地銷售,你可以把你的產能去放到其他的國家做合資企業,在當地能夠產生更大的市場影響力。我看到一個企業到中東去設廠,與當地政府多輪交涉之後,用中國的標準,讓10萬中國光伏工人來到中東,所生產的產品再賣到美國,這樣中間就有一個非常好的差價。

新興市場國家,也就是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100多個國家,本地的需求非常之大,甚至在未來十年,它們對新能源、電池、電動車的需求可能會大於中國對這些產品的需求。因此怎麼開拓本地市場,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

標準 揭露 認證是防範「洗綠」風險的三大重要措施

李策:我們常說金融風險防範非常重要。金融創新和風險經常是並行的,在綠色金融領域會聽到「洗綠」、「漂綠」這樣的風險熱詞,那麼到底什麼是「洗綠」呢?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來防範此類行為?

馬駿:「洗綠」、「漂綠」是英文「green washing」翻譯而來的說法,具體意義是一個企業融得了一筆冠名為綠色的資金,可能是綠色貸款或綠色債券,但它實際做的不是綠色的事,也就是說沒有產生企業所宣稱的環境效益,甚至是一個破壞環境的、高碳的專案。

在我國,其實已經有幾套機制在盡可能地防範這樣的「洗綠」活動。第一,我們有比較明確的綠色標準,這是我們從2016年開始的建構綠色金融體系所強調的內容,所以我們有官方的綠色信貸標準,有官方的綠色債券標準。但是在有些其他的國家和地區沒有官方標準,因此更容易產生這種「洗綠」的問題。

第二,我們對資訊揭露有要求,尤其是對那些獲得綠色貸款、綠色債券融資的企業,我們要求它們必須要揭露綠色專案的環境效益,如強制性計算、揭露減了多少污水、空氣污染、碳排放等。當然企業可能會作假揭露的數字,因此最後我們也要透過其他的方法,例如審計、第三方的評估等,去控制這樣的風險。

第三,第三方認證。在某些情況下,這是一個強制性要求,例如發行綠色債券,那麼我們就要求該綠色債券的某些環境效益評估必須獲得第三方認證。

因此,標準、揭露、認證這三個面向在很大程度上防範了我們中國在綠色債券領域的「洗綠」風險。

西方國家講得比較多的“洗綠”、“漂綠”,其實是在ESG產品領域。第一,因為西方的資產管理產業有很大規模的冠名為ESG的產品。 ESG產品的定義並沒有講清楚到底產生了什麼環境效益,所以容易發生「洗綠」、「漂綠」的問題。第二,它聲稱產生這些效益,但實際上沒有做到,也沒有明確規定必須要獲得第三方認證或持續的批准等,所以在西方國家,這種情況確實比較普遍,也產生了很多市場的反彈,包括一些NGO,也發表了很多文章,甚至有些律師去起訴這些「漂綠」的金融機構。所以這些都給予我們借鑒,希望我們在未來建構綠色金融體系和創造新的綠色金融產品過程中,要把好這些防範「洗綠」的關。

李策:如果地方政府從經濟效益的角度考慮,有一些項目是必須上馬的,那麼就出現了銀政關係的問題,項目對於環境,對於永續發展是不利的。那麼就出現了一個矛盾,經常有地方政府會考慮到業績支撐,包括對於經濟上的一些內在驅動,銀行在這個方面會面臨兩難的境地,如果出現這樣的一個情境的話,您觀察到我們的銀政關係會怎麼樣來處理呢?

馬駿:這種情況在早期還是比較多的,因為地方政府追求的主要業績是GDP,那麼如果為了獲得更多的GDP而上更多的項目,獲得更好的GDP成長率,可能就會不顧環境的影響而去上污染性的項目。

不過,在過去幾年裡,這種激勵機制逐步在變化,GDP已經不是地方政府追求的最主要的目標,它同時需要考慮到各種各樣的環境、社會等目標,所以這種案例也慢慢在減少。

另外,金融可以發揮防範此類環境風險的作用,因為即使地方政府批准了可能破壞環境的項目,銀行也不一定會給錢,尤其是一些做得比較好的大銀行,它們內部有比較嚴格的環境評估要求,如果通過不了就不提供貸款。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金融機構也成為了幫助地方進行環境把關的防火牆。

轉型金融是綠色金融未來的攻關重點 地方政府需具備長線思維

李策:我們國家如果在綠色金融領域想要有新突破,您認為最關鍵的突破點是在轉型金融上要有一套金融政策體系的支持嗎?還是說在落地轉化層面,我們要有新的實踐呢?

馬駿:如果要挑一個突破口,我覺得就是轉型金融。在未來的幾年,這應該是作為綠色金融下一步攻關的重點。

第一,轉型金融必須有一個框架,裡面必須要有對轉型金融明確的界定標準,其實就是要有國家層級的轉型金融目錄,這也是正在編製的文件。我覺得不久的將來,可能會有《徵求意見稿》出來。第二,必須要對轉型主體有明確的揭露要求。尤其是編制有科學性、有可行性的轉型計劃的要求。第三,要鼓勵金融機構更多的創新,推出各式各樣的轉型金融產品。第四,要拿出激勵機制,讓這些轉型活動能賺錢。最後,要推廣像湖州這樣已經實施的那種公正轉型的具體措施。

如何讓更多的城市像湖州一樣有一些貼息等各方面好的支持政策,怎麼鼓動更多的城市加入這個行列呢?這一點,我跟很多地方政府常在討論,不是每個地方政府都做得了,因為取決於這個地方政府是否有比較長遠的眼光。如果地方政府只考慮今年的財政收入能否達到淨成長,那就很難了。因為拿出貼息肯定不是當年就能收回的,貼息鼓勵的是綠色經濟活動在本地要落地,幾年之後可能會變成一個新的經濟增長級。例如連續給了幾年貼息,你會發現這個地方的綠色經濟的成長就會很快,會有很多綠色轉型計畫在本地落地,那麼三年以後,綠色的GDP就會比現在高很多,GDP高了,當地的財政收入就會上去。說不定今年給了一個億的貼息,三年以後就能增加3個億的財政收入。這就要求地方政府有一個比較長線的思考。

李策:您最初是德意志銀行的投資首席,後來作為經濟學家在央行工作,致力於綠色金融的倡議。從經濟學家到環保推動者,您經歷了什麼樣的心路歷程?是什麼促使您有這樣的轉變?

馬駿:不少人也問過我這個問題,其實一個非常重要的促成我從經濟學家轉軌到所謂的環保主義者的節點,是2013年1月13日,那天我還在德意志銀行擔任大中華區的首席經濟學家,我在北京舉辦了一個國際投資者的論壇。在論壇上,我在講宏觀經濟等內容的同時,突然聽到下面人咳嗽的聲音非常大,甚至一度蓋過我說話的聲音。所以那天我們就琢磨怎麼回事,發現當天的北京的PM2.5達到了1000。這是什麼概念呢?世界衛生組織(WHO)規定PM2.5最好不要超過25,那才是健康安全的標準,達到1000就已經高出幾十倍了。

這天強迫我做了很多反思,我們在金融口,尤其在投行,做了這麼多事情,其實都是幫企業融資,那麼我們為哪些企業融得了很多資金呢?發現其實都是為了那些具有污染性的高碳企業。當時最火熱的那些項目,如煤炭、煤電、鋼鐵、水泥、石化等,估值高融資便捷,投行也能賺很多錢。

但是這個體系,我發現它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對資源配置的誤導:高碳高排放的項目很賺錢,所以大量的資金會通過當前的金融體系,以及投行服務,湧進了這些高排放高污染的行業,而那些比較綠色的低排放的企業卻不一定弄得到錢。所以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也是逼迫我反思的一個起點。

此後我寫了一本書,叫做《PM2.5減排的經濟政策》。在書中,我第一次明確提出要有一系列經濟政策,包括綠色金融的政策,來改變我們資源分配的誘因機制。其中,就包括了許多我們現在綠色金融中的要素,例如要給予激勵機制,讓綠色的專案有更低的融資成本;要求有明確的揭露,讓做得好的企業讓市場接受,做得不好讓市場懲罰等等。經過七、八年的努力,我覺得現在都已經落地了。

 

來源:央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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