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駿-中國綠色金融領域的領導人物,談到綠色金融的全球化,以及如何為全球南方國家的再生能源計畫提供更低成本的融資管道。
在2024年於巴庫舉行的COP29氣候高峰會上,各國達成一致,決定制定路線圖,目標是在2035年前實現每年1.3兆美元的氣候融資,以支持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遷的行動。
2025年11月5日,在巴西城市貝倫舉行的COP30開幕前一周,這份《巴庫—貝倫路線圖》終於發布。路線圖強調,1.3兆美元的氣候融資中的一半可以來自私營部門。
在報告發布兩天后,永續投資能力建設聯盟(Capacity-building Alliance of Sustainable Investment ,簡稱CASI)、負責任投資原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PRI)以及巴西氣候與社會研究所(Instituto Clima e Sociedade,簡稱iCS)在聖保羅舉行了一場永續市中心的金融發展主題。來自中國、巴西及其他國家的專家共同探討如何提升各國綠色金融目錄的一致性與相容性,以及政策路徑如何推動永續金融的規模化發展等議題。
這是CASI在聖保羅舉辦的第二場能力建構活動。自2023年在COP28上啟動以來,CASI也曾在中國湖州、香港、約翰尼斯堡、杜哈、吉隆坡等城市舉辦論壇,旨在提升發展中國家的永續金融能力。根據其活動資料顯示,該平台計劃在2030年前「賦能10萬名金融專業人士」。
在論壇當天,CASI主席兼北京綠色金融與永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接受了對話地球的採訪。他就全球南方國家面臨的融資挑戰,以及中國如何透過南南合作推動綠色轉型分享了自己的見解。
對話地球:為什麼中國在永續金融方面的經驗在當下對全球南方國家有特別的參考價值?
馬駿:關鍵在於可藉鏡性。中國的經驗源自於一個發展中經濟體,因此對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具有高度適用性。
去年,CASI在中國浙江省湖州市接待了一個馬來西亞代表團。湖州的人均GDP與馬來西亞相近。湖州的銀行實現了綠色貸款佔總貸款34%的比例——這一水平遠高於發展中國家通常的3–4%。代表團對湖州的本地創新印象深刻,同時也深受鼓舞:如果像湖州這樣的亞洲同規模城市能夠做到,他們也可以。這表明,在全球南方成員國之間進行經驗分享,在可行性和可複製性方面往往更具說服力。
債務負擔和高成本資本正日益阻礙全球南方國家的氣候行動。中國在全球化綠色金融方面能扮演怎樣的角色?
全球南方國家面臨一系列系統性挑戰,導致資本成本居高不下。一些發展中國家信用評等往往較低,在國際市場上會承擔過高的借貸成本。此外,匯率風險是另一個重要因素。許多國家以美元舉債,卻需以本國貨幣償還,一旦匯率波動,融資成本就會急遽攀升。最後,許多當地的綠色企業由於缺乏長期營運經驗,專案執行風險隨之大幅增加。
這些成本與風險使融資變得極為困難,最終導致許多專案因缺乏穩定的預期收益而無法獲得融資和落地。面對這些情況,中國能夠提供新的、更低成本的融資管道。
中国目前开放了三类市场,可以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融资渠道,其中包括熊猫债市场、点心债市场以及自由贸易区离岸债市场。这些工具近期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币利率长期且显著低于美元利率。
| 債券名稱 | 定義 |
| 貓熊債 | 由境外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的人民幣計價債券 |
| 點心債 | 由中國或外國公司在香港和其他境外市場發行的離岸人民幣債券 |
| 自由貿易區債 | 境外註冊主體、境內企業的境外子公司等在境內自貿區發行的人民幣債券 |
中國的利率多年來一直低於美國。近年來,中美政府公債的利差一度達到3%。因此,用人民幣融資正日益受到許多外國債券發行人的青睞。即便將資金兌換回本國貨幣所需的匯率對沖成本計算在內,整體融資費用往往仍低於在美元或其他外幣市場借款。
我們已看到成功的案例。例如,2023年,埃及成功發行了35億元人民幣的可持續熊貓債券;而去年,巴西蘇薩諾紙業和紙漿公司(Suzano Group)則發行了12億元人民幣的綠色熊貓債券。
多邊開發銀行可以為此類債券提供擔保,但仍需第三方信用增級。例如,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等發展銀行可承擔高達95%的風險。問題在於剩餘的5%風險由誰來承擔。如果有更多機構願意承保這部分風險,全球南方國家發行人的綠色債券發行將更容易大幅擴展。
國際融資面臨不同的綠色標準,例如巴西新推出的永續分類體系與中國及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標準存在差異。為此,國際社會正在採取哪些措施以實現標準的協調與統一?
為了解決可持續標準過多且不一致所帶來的問題——這一現像已成為跨境綠色資本流動的障礙,中國與歐盟於2020年共同啟動了「共同分類目錄(Common Ground Taxonomy,簡稱CGT)」計畫。此後,我有幸在永續金融國際平台(International Platform on Sustainable Finance,簡稱IPSF)擔任分類目錄工作小組聯合主席,推動了和組織多個版本的CGT的製定。
2022年,工作小組基於中國和歐盟的分類系統制定了CGT。而在2024年,工作小組又推出了多司法管轄區共同分類標準(Multi-jurisdiction Common Ground Taxonomy,簡稱MCGT),整合了歐盟、中國和新加坡的分類系統。

CGT和MCGT已被中國內地、香港特別行政區、新加坡和澳洲的市場參與者用作綠色金融產品的標籤工具。透過這套標籤,永續金融工具更容易獲得全球投資者的認可。最近幾個月,我正在主持一個核心小組,討論MCGT下一階段(MCGT 2.0)的工作計畫。該計劃已經在審核和提交階段,預計在2026年正式推出。
我希望下一階段能夠擴大MCGT所涵蓋的活動範圍,使其更全面。例如,我們正在努力推動建築和房地產資產的低碳轉型標準的協調統一。同時,我們也考慮納入更多具體的產業和活動,如關鍵礦產以及「零碳牛肉」等新興領域。
MCGT未來工作的另一個方向是將其司法管轄成員國範圍擴大到中國、歐盟和新加坡以外。例如,巴西已表達了加入該計畫的意願。
您能說明一下共同分類標準(CGT)在實際運作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嗎?
在市場實務中,《共同分類標準》並非單獨使用。當中國債券在全球發行,尤其面向國際投資者時,通常會聘請第三方驗證機構,例如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等。他們必須同時核查專案資金的使用是否符合某一CGT綠色類別,並同時確保滿足其他『綠色、永續「要求,例如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發布的《綠色債券原則》及其他保障措施中的規定。
這些要求包括「無重大損害」原則。此原則規定,在支持某一環境目標(如氣候變遷減緩)的同時,綠色債券所資助的活動不得對其他永續發展目標(如自然與生物多樣性保育)造成重大損害。
簡而言之,在評估綠色債券是否符合永續性主張時,CGT/MCGT還是需要與其他綠色金融原則及監管要求結合。
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趨勢強勁,尤其是在電動車和再生能源等綠色領域。這項波中國海外投資將如何影響全球南方國家的綠色轉型?
由于中国大型企业能够从中国的银行获得低成本资金,利率通常在2-3%左右 (而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融资成本往往超过10%),使用人民币资金能够显著降低海外项目的融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主要评估中国企业的信用状况,而不只是海外项目本身的风险。对于信用良好的企业而言,这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内置担保机制。
這一模式也為主權債務負擔較重的國家提供了一種替代方案,即從政府背書的借貸轉向從中國企業獲得股權投資。此外,中國企業通常能夠獲得成熟的技術、廣泛的供應商網路以及經驗豐富的工程、採購和建設團隊,這些都有助於降低專案實施風險。結合低成本資金,這些因素能夠提升整體計畫的可行性,使全球南方國家的一些綠色投資更具可操作性。
您認為全球南方國家在綠色金融合作的下一個階段會呈現出什麼樣的趨勢?
下一階段的潛力巨大。全球南方國家在太陽能、電動車以及廢棄物循環利用等領域對中國投資的需求十分旺盛,主要得益於中國綠色技術的成本競爭力以及更低成本融資管道。
同時,全球南方國家對能力建構和知識分享的需求十分強烈。 CASI倡議正是為滿足這項需求而發起的。
在政策、項目以及金融機構層面,許多全球南方國家仍缺乏綠色金融的必要基礎,即明確且可操作的標準、完善的專案儲備、適當的金融產品以及政策誘因。因此,許多項目尚未具備「可融資性」。在下一階段,提升專案業主開發可靠、可融資專案的能力,將成為核心挑戰,也是CASI能力建構工作的一個未來重點。
最後,有人認為中國推動海外綠色金融的主要動機是地緣政治。對此,您如何回應?
過去十年,我在G20永續金融工作小組、央行綠色金融網絡、IPSF、CASI,以及眾多推動綠色金融的雙邊國際合作平台上開展工作期間,從未有人要求我去為「某種地緣政治目標」服務。
我們在這些平台上的工作,包括推動永續金融政策的全球共識、開展知識共享與能力建設,以及支持產品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所有成員國實體經濟中產生的巨大需求。
我認為上述國際合作機制和倡議本質上是一種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中國在發起和運作這些機制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一個較早成功採納綠色金融實踐的國家,中國既有能力,也有義務成為此類公共產品的供應者。
專訪來源:https://dialogue.earth/en/climate/qa-china-can-offer-new-lower-cost-financing-channels/